以“黄龙吐翠”之名被评为新西湖十景之一的黄龙洞，是浙江杭州北山风景区的主要游览景点之一。
初夏的清晨，穿过树木茂盛的林荫道，跨进黄龙洞山门，沿着园路缓缓上升，两旁松篁交翠，迎面粉墙阻路。透过雕着龙形的花窗向里探看，只见粉墙内翠竹萧疏，亭台隐约，引起了笔者寻幽探胜的兴致。走进去，大红幕布闭合的戏台似述说着人世百态。年以来，黄龙洞改为仿古园，园内上、下午均有戏文演出，吸引着戏迷前往，成为杭城一处特色旅游点。黄龙洞内还有一主景——月老祠，祠内正中有月老塑像一尊，手执“婚书”、神色和蔼，似在祈求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吸引着善男信女的膜拜。
三年前，在黄龙洞驻场演出的杭州黄龙越剧团欲推出一部与杭州、与黄龙洞有关的剧目，在主创人员（由国家一级编剧包朝赞、国家二级编剧张传强编剧，浙江省剧协导演艺术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国家一级导演倪东海导演）的共同努力下，修改达十余稿之多的杭剧《结发缘》搬上舞台，以期开掘一个新的西湖爱情传说。
一场“缘”文化的新探求
《结发缘》是一部以宋代为时代背景的社会伦理道德剧，讲述了一对年轻夫妻因投缘而结发、因相疑而离弃、因反省而自立、因悔悟而自赎、因宽恕而重圆的故事，倡导夫妻和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以古鉴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杭剧是杭州的地方传统戏曲剧种，起源于杭州曲艺宣卷，自年正式搬上舞台演出后，在杭州、嘉兴、湖州一带和苏南等地广为流传。“文革”时杭剧团被撤销。年5月，杭剧被列为浙江省首批非遗名录。近些年，只有杭州黄龙越（杭）剧团排演了几个杭剧折子戏，在黄龙洞插演。杭剧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中断几十年，老艺人所剩无几，《结发缘》的排演无疑对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种意义非凡。而人物关系设置简单、故事情节自然流畅、地域特色旗帜鲜明的《结发缘》，用杭剧这样的地方剧种去表演，更能拉近与本地观众的距离。
创办于年的杭州黄龙越（杭）剧团，平均每年演出达多场次。剧团针对所处风景旅游点——黄龙洞这一特殊环境，力求以动态的形式演绎民间传说、民俗风情，编排创作了一系列演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缘”民俗文化的新剧，努力将民间戏曲艺术和旅游文化紧密结合，“缘”文化成为剧团新的艺术创作主题和灵魂。可以说，由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出品，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岳庙管理处（连横纪念馆）制作，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岳庙管理处（连横纪念馆）黄龙演艺中心演出的《结发缘》，是一场“缘”文化的新演绎、新深化、新探求。
首先，《结发缘》以“缘”为核心，通过六个人物三对组合的结构关系，一明一暗一辅三线交织：金明礼与红嫣为明线、望春与兰芳为暗线、严守义与严嫂为辅线，暗线和辅线都是为了烘托明线而起作用的；其次，三对组合各有情感纠葛，但各各之间随着剧情的发展，关系又变得纷繁复杂，能引人入胜；第三，该剧虽以宋朝为时代背景，但无论创作还是演出，都和当下生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让观众在传统感性中寻找当代理性。
为此，我们可以说，用杭剧来演绎与杭州有关的故事，通过本土的演出团队把这个故事搬上舞台，使《结发缘》具有不一般的构思技巧与艺术效果。而纵观全剧，《结发缘》的演员都具有一定的实力，无论是主演孙建红、蔡婕，扮演底层杀猪夫妻的翁赛凤、叶利萍，还是更年轻一代的董双飞、余玉婵，她们在全剧中的表现可圈可点，都在努力让自己的表演能入情、入戏、入心。
颇具张力的生活悲喜剧
矛盾、冲突是戏剧的灵魂，一部没有戏剧冲突的作品，是寡淡无味的，甚至撑不起戏剧的张力。
对于《结发缘》而言，杭州黄龙洞月老祠是矛盾冲突展开的焦点，导演倪东海赋予它非同寻常的意义。黄龙洞月老祠是爱情的见证地。金明礼与红嫣在此初见，彼时，两人的眼中，一个是“温文儒雅人淳重”，一个是“翩若惊鸿声玲珑”，于是成就了一段一见钟情、两情相悦的幸福感情。为了能得偿所愿，金明礼“废寝忘食下苦功”，之后终以功名当聘礼迎娶佳人，一句“大小登科沐春风”“愿与妻，生生世世情意浓”，尽显金明礼对这段姻缘的美满表达。但黄龙洞月老祠也是幸福的终结地。两人成婚一个月之前，红嫣心情不佳去月老祠上香散心，却被山贼劫持上山胁逼她做压寨夫人，红嫣急中生智逃出山寨并巧遇严嫂，两人面对封建礼教对女子贞节操守的苛刻要求，不得不达成协议——“山寨事，绝口不提瞒瞒瞒”。
在剧中，红嫣的人生轨迹有三次逆转，通过她的大落大起，来印证封建礼教的专制与罪恶，推进戏剧冲突的衍化与和解。我们知道，封建礼教讲求秩序，在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束缚下，将封建社会里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束缚住了，其中女子更甚。三纲五常里君权、神权、族权、父权、夫权都有了，唯独没有女权，这说明封建社会女子地位的低下。不受家庭重视的红嫣，巧遇金明礼且得到他的爱重——以河东县令身份娶她为妻，使她从被人欺的可怜女子荣升为县令夫人，这是红嫣命运的第一次逆转；当红嫣将被劫持上山寨一事向金明礼坦白后，面对受到挑战的夫权、人言可畏的局势，痛定思痛的金明礼作出休妻决定，下堂的红嫣又被绝情的娘家拒之门外，命悬一线之际红嫣被严守义夫妇相救，并结成异姓家人，共同抚养娇儿望春长大，这是红嫣命运的第二次逆转；十八年后，望春带着师妹学成归家，红嫣得知望春的恩师竟是金明礼，在儿子的相劝与周旋下，红嫣与金明礼破镜重圆再续前缘，这是红嫣命运的第三次逆转。三次逆转的螺旋式上升，使这场结发缘造就了情比金坚的爱情佳话，达成了和合之美的艺术追求，还为黄龙洞月老祠增添诗性色彩。
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乔·拜伦说：“爱情中的欢乐和痛苦是交替出现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杰出戏剧家和诗人莎士比亚也说：“真实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这为《结发缘》历尽磨难的爱情作了注解。
灵魂叩问提升审美境界
《结发缘》的主题立意是通过红嫣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完成的。戏剧人物的性格又是通过情节与环境来显现的，但这三者之间并不是并列的，从某个角度来说，情节与环境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它们对人物性格的补充作用有时会体现得相当重要。
自然环境描写除了推动情节发展这一作用外，其他作用都是围绕人物展开的，包括烘托人物心理活动、烘托气氛、烘托人物性格。比如在该剧的序里，红嫣与严嫂的生存空间艰险无比——她们身处黑夜的深山野林，身后还有追兵一路紧逼。通过惊魂未定的两人对话，让观众得知，为了逃脱被侮辱的命运，红嫣不仅灌醉山贼、放火烧山寨，还想去官府衙门报案，说明这是个有智有谋、光明磊落的奇女子。
故事情节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的作用，我们可以从红嫣被休——“金老爷，你给我记住了，人在做，天在看，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的愤而出走，到风雨夜失足落水，被严守义救起后，红嫣不愿屈从于命运的摆布，她写状子，一心想告到金明礼“还我清白”，不肯坐以待毙之心，让我们看到了红嫣有主见、敢爱敢恨的人格魅力。在严守义夫妇劝说下，红嫣虽熄了告状之心，却也立下了为儿子忍辱负重，等有朝一日儿子有了功名，再去争取自身清白名声之宏愿，让我们看到了红嫣勇于与封建礼教抗衡的人性力量。
特别是十八年后，红嫣读到了金明礼书写的劝世贤文《惜缘分》，明了他对往事追悔莫及的心意。两人再相逢时，红嫣反唇相讥唱道：“官老爷，欺名盗世，大丈夫，男尊女卑。你的贞洁在哪里？”红嫣对封建贞洁观、假道学的无情揭露与抨击，也让这个人物形象瞬间高大起来。
人物形象应该是人物性格与其身份地位的综合。集中在红嫣身上的觉醒、抗争与解放意识，为人物形象的确立奠定了深厚基础，带给观众感悟的心得与考量的标尺。
团圆结局颂扬家和事兴
误会消除、衷肠倾诉后，红嫣也并非钻牛角尖的狭隘女子，《结发缘》因此有了美好的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种美好的大团圆结局似乎已成程式，中国古代众多才子佳人剧作，以才子高中金榜题名、御赐良缘创作佳话为结局的例子不在少数。鲁迅总结过：“中国人的精神，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胡适对这种大团圆式结局的批判态度则更为鲜明：“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模式一旦固定，情节的魅力便不免要大打折扣，单调重复的相似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引发观众共鸣的感染力，影响剧作主题的深刻性。
但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人生活在世间，不能离开社会，不能逃避群体而独自生存。国家能和，再强的敌人也不敢轻易欺侮，上下团结的力量太强大了。家庭和睦，能产生其乐融融的气氛，让人身心愉悦。在倡导社会正能量的时代语境中，“和”很可贵。这里的正能量就是积极乐观、健康向上、催人奋进的一种正面的动力和情感。我们的生活需要正能量，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能量场，多一点正直、少一些自私，多一点温暖、少一些冷漠，只要人人心中充满爱，世界便会更美好。
《结发缘》中的金明礼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被社会伦理道德所圈囿的金明礼，休妻虽是他的冷酷之举，但得知妻儿葬身洪水后，他从此也一蹶不振，官不做了，十八年来改名换姓在书院里传道授业，在自我的小天地里舔舐伤口。但长年累月的内疚之情、悔恨之痛折磨得他身患重病，两眼也快要失明了，《惜缘分》更是字字泣泪的切肤之殇。一句“自毁人生怨何人”，道尽人间沧桑。
先锋派剧作家佐藤信认为，戏剧要思考的不是今天和明天发生的事情，因为它们都会改变。戏剧要思考的是“后天”发生的事情——我还能改变什么，做什么才能让自己的初心不会改变。
初心，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显得异常宝贵。而一部戏剧作品所要传递的并非剧作家本人的初心，更是为了唤起观众的初心。自尊心作祟、担心付出时间和物质成本，以及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也许会令我们离开爱着的人，但离开之后的痛苦会反噬心灵，疼痛难解。
《结发缘》就这样通过张弛有度的演剧方式，让观众获得生活的勇气、直面理想的欢欣，让绵长而坚定的戏剧力量感染每一位走进剧场的观众。
（图片由杭州黄龙演艺中心提供）
责编：吴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