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
卓尔不群，他们的艺术成就令人景仰；德艺双馨，他们的人格魅力令人钦佩。《可凡倾听》一千期特别节目，追寻那些逝去的背影。
年的清明，恰逢《可凡倾听》第期节目。开播15年，数百位嘉宾，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今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们有的高龄仙逝，留下艺术的丰碑，令后人高山仰止；有的则英年早逝，留下未竟的事业，令人扼腕叹息。背影未曾远去，音容宛在眼前。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追忆那些逝去的名家大师，重温他们留下的艺术经典。
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观看《可凡倾听》期特别节目（下）
画家吴冠中
年8月29日-年6月25日
画家吴冠中早年就读于工科专业，在好友朱德群的影响下对美术产生浓厚兴趣，由此开始了他与绘画艺术的一生痴恋。除了深厚的艺术造诣，他的一丝不苟和严于律己，也同样令人钦佩。
曹可凡：当时父亲听说你要去学美术，特别生气是吧。
吴冠中：也知道学画将来是苦的，是穷的，那时候也看这些画家的传记，觉得是没前途，但是也不管了，恋爱一样的，所以爱的力量，当你恋爱的时候，你可以什么都不管了。
曹可凡：（上世纪）90年代，你曾经撕毁了你的多件作品。我们在想，如果一张画卖一万块钱的话，多张画那就是多万。
吴冠中：那张画卖出去的话就骗人了，这是很难受的，记得有一次是荣宝斋，晚上急急忙忙来，说今天有客人要你的画，你赶快给我找一张，我说那怎么行，他们因为是老关系了，就找了一张，没有经过很好的推敲，还没拓裱的，他就拿去了，拿去之后我心里一直不放心，第二天我就到荣宝斋再去看一看，裱出来了，挂出来了，不好，不好但是我买不回来了。
曹可凡：已经卖掉了，所有权不是你的了。
吴冠中：不是我的了，价钱高了，再过几天被卖出去了，那么这张丑画，不知道卖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那种痛苦，不是钱能够弥补的，我是根本不在乎这个（钱），所以后来就觉得，不好的画赶快撕掉，早撕掉。
编剧、作家黄宗江
年11月3日-年10月18日
提起黄宗江，人们总会立刻联想到黄宗英、黄宗洛，黄氏一门三杰，共同谱写了一段艺坛佳话。其实，黄宗英、黄宗洛之所以走上艺术道路，最初都是受了兄长黄宗江的影响。而身兼演员、作家、编剧多重身份的黄宗江，一生就如同他创作的那些作品一样，浪漫而又传奇。
黄宗江：有一天我坐出租车，司机忽然大发感慨，你说当年那个黄宗英，真好看。她那弟弟黄宗洛怎么那么难看。他们家还有个黄宗……我说，黄宗江。还居然知道。我说这个人是跟他妹妹一样好看呢，还是跟他弟弟一样难看？他说没见过。我说免费参观。
曹可凡：在大家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乐观开朗的人，整天嘻嘻哈哈。
黄宗江：活着本身就是个佳话。我这个人还是很乐天的。
曹可凡：我有这样一个总体的感觉，那就是说，其实你的一生都在爱。爱生活、爱艺术、爱你所爱的人。
黄宗江：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在我身上也不可避免。所以我还在继续写我能写的，演我能演的。可是，也来日无多了，我也是“回光返照”。
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
年3月26日-年2月19日
作为一代越剧泰斗，袁雪芬不仅开创了袁派艺术，更致力于越剧改革，为新中国越剧事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旧社会一路走来，她的一生可谓是出淤泥而不染，真正做到了踏踏实实演戏，清清白白做人。
曹可凡：您当时主演的《祥林嫂》，从今天来看也是越剧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一个作品。
袁雪芬：后来也因为演《祥林嫂》，国民党怀疑我是共产党，迫害来了，拼命拉我，要我成为他们的工具，拉不过去，他们抛粪、洒硝镪水也来了。国民党弄出一个越剧工会，叫我去当理事长，我不去当，我不答应，他们说叫我好看，我想有什么好看的。那天刚刚从弄堂出来，一个粪包劈头盖脑抛下来，抛了我一身，浑身是大便。
曹可凡：当时你自己心里害怕吗？
袁雪芬：我不害怕，因为我无所畏惧，因为我做错什么事了，要遭到这样的事？后来我演出，马上又来敲诈勒索，限制我三天里必须离开上海，不离开要叫你好看。我仍旧演出，他们也奈何我不得。从《祥林嫂》开始，遭到反动派一阵阵迫害，一直到年，几乎没断过。
曹可凡：你不愿意为了适应别人，去改变自己一些秉性的东西。
袁雪芬：所以人家叫我要圆滑一些。
曹可凡：您不会。
袁雪芬：你内方外圆不好吗？我说我圆不了，绝对圆不了，圆滑没意思，圆滑无非叫人家有好印象，我宁愿让人家有坏印象，我也不愿意去圆滑。
曹可凡：所以我有时候跟人家开玩笑，我说袁雪芬老师她姓倒是姓袁，可是做人到一点都不圆。
袁雪芬：确实那样。
漫画家黄苗子
年9月30日-年1月8日
画家、散文家郁风
年7月25日-7年4月15日
黄苗子和郁风是一对画坛伉俪，两人艺术上琴瑟和鸣，生活上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了一甲子的风雨人生。当年接受访问时，两位老人都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们的心态依然年轻，幽默风趣的言谈背后蕴含着非凡的人生智慧。
曹可凡：您当时记住苗子先生的形象吗？
郁风：反正他的形象是又矮又调皮，挺突出的。
曹可凡：您当时是长得比较矮小，您是属于比较精致的那种，郁风老师比较挺拔漂亮，你追郁风老师的时候，有没有一种自卑感？
黄苗子：当然有自卑，我们结婚的时候，还是叶浅予还是谁想的办法，拿两块砖头垫在底下，我站得比她高一点，才拍结婚照的。
曹可凡：保持这么一种生命活力的秘诀在什么地方？
黄苗子：我在70岁过了以后，我忘了是75还是70几，我就觉得我应该到了时候了，阎王爷要找我了，我就写了一篇遗嘱，我就开始写遗嘱。80岁的时候我写第二次遗嘱，第三次遗嘱在八十三四岁，第三次遗嘱都写完了，我总没有死，一直到现在91岁，我还惦着写第四次遗嘱。我觉得人死了之后，你才遗体告别，死人一点都没感觉，也没好处，只是做给活人看，你比方写挽联、送花圈，死人全都不知道，他知道吗。所以我说应该生前，所有好朋友都聚在一起，你会写挽联的你写对挽联，当面大家研究研究，宣读一下，你会写诗的写几首，对我的好处坏处（评价一下），散文也可以，大家互相念。
表演艺术家张瑞芳
年6月15日-年6月28日
张瑞芳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出演进步话剧，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南征北战》、《聂耳》、《李双双》、《泉水叮咚》等一系列经典电影为观众熟知和喜爱。银幕上的她光彩夺目，而生活中的她，就如同一位朝夕相处的邻家奶奶，和蔼可亲，朴实无华。
曹可凡：您小时候身体特别羸弱？
张瑞芳：得了肋膜炎。在学校走路我老不好好走，跑。一跑摔一个大跟头。一下子这儿就很疼。回家以后一呼吸就疼，一查，肋膜炎。
曹可凡：您到上海来拍的第一个电影就是《南征北战》？
张瑞芳：对，（导演）成荫为《南征北战》在那儿找人，已经找了两个，来了住在招待所，将来要一块儿出去的。他一看见我，他就决定这个角色让我演。所以就这么稀里糊涂就上戏了。
曹可凡：您是不是也是在上影拍《南征北战》的时候，在片场认识严励老师的？
张瑞芳：没有，就因为弄到一个宿舍去了。他们请了个阿姨，就开了火仓，严励就在那儿包饭吃。我一去以后，他们说那你就在这儿吃饭吧，就在那儿吃包饭，都是光棍嘛。就这么在一块儿，就觉得谈得来，然后大家就起哄，说服我，说他是好人，我说这是走群众路线了，大概不会错。
画家朱德群
年5月22日-年3月26日
走进上海大剧院中央大厅，你一定会被正中一幅巨大的油画所吸引。它由交错的色块和模糊的点线组成，仿佛是画家用手在探索视线的出口。而舞动这双手的，就是当选为法兰西学院艺术院士的第一位华裔艺术家——朱德群先生。
曹可凡：您在创作一幅画的时候，一般是凭着感觉随意而画，还是事先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思考，有一个绘画的形式和主题？
朱德群：绘画是一点一点领悟，深思。尤其在晚上，我常常是睡醒的时候会自己去想东西。有时候偶然想到一样东西，真正能够用在画面上，常常要一两年，两三年以后。所以画的时候就没有想，想的时候是不画的时候。
曹可凡：我觉得你似乎试图要用西方的色彩，和中国书法的线条，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形成你自己的语言。
朱德群：我是中国人，我受的教育是中国教育，我能把我的个性表现出来，我这个个性里面就带着我的过去，我国家的历史遗产，文化精神也在里面。这个就是民族性，个性就是我本人，时代性，因为我生在这个时代。
曹可凡：所处的时代。
朱德群：对。这三个条件不可以分的。
歌唱家周小燕
年8月17日-年3月4日
歌唱家周小燕与《可凡倾听》有着一段特殊的渊源，早在4年栏目开播之际，她便成为首期节目的座上嘉宾。当年她在战火硝烟中首次唱响《长城谣》，在歌声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此后数十年间，她为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贡献出了毕生精力。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周小燕登上长城，再次唱起了那首血泪凝结的《长城谣》。
曹可凡：你当时唱它的时候只有19岁。
周小燕：对。
曹可凡：而那个时候差不多是快79岁了。
周小燕：对。那个感想真是，说起来我现在还是激动。因为我就想到，我唱《长城谣》的时候，中国是个啥样子，心里头都是怕做亡国奴，生怕中国就亡了，怎么得了。那种心情。而且那样一个条件，我的弟弟，多少烈士，包括我父母，都想看我看到的中国。这样一个中国，他们都没有看到，我作贡献最少的人，我倒看到了，心里头真是说不出的感觉。
曹可凡：我想尽管那天晚上，其实你只有唱了两句。
周小燕：对，唱不下去。
曹可凡：但这个两句，却是永远让大家所铭记。这两年您为歌剧可以说拼了老命。
周小燕：拼老命。
曹可凡：但是我觉得您越干越年轻，越干越快活。
周小燕：我真觉得，一个人真是，就算活一百年也是短暂的。所以要珍惜自己活着的日子，岁月，每分钟都应该珍惜。
连环画家贺友直
年11月21日-年3月16日
贺友直从事连环画创作半个世纪，作品多达百余部，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著名画家，然而老人的物质生活却极其简朴，“知足常乐”是他的人生写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拒绝拍卖画作，而是将它们全部捐赠给国家。
曹可凡：您很出名的，一室四厅，画室、客厅、卧室，还有什么？
贺友直：餐厅、客厅、卧室，上面放块板就是画室。
曹可凡：一室四厅，一共多少平方？三十几个平方？
贺友直：31平方，四厅不够，如果上面toilet（洗手间）没空，下面还有WC。
曹可凡：你小时候家里很苦，五岁母亲就没了。所以这样一个环境下，怎么会去学画的？
贺友直：我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穷得叮当响的人，正好我妻子的嫡亲娘舅在文庙门口摆摊，他认识一个画连环画的人，介绍我，他知道我喜欢画画，别无所长，你去画连环画试试看好吗？我说好呀。
曹可凡：当这个书印出来，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成就感？
贺友直：书印出来，我就想到来（钱），结果老板逃到香港去了，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到过。不过我也感谢这个老板，我就此踏进这个门槛。
曹可凡：这个社会上大概就你一个人，你的画是不进入市场的，不进入商品交易，那你吃大亏了。
贺友直：人要知足。比如说财富，完全身外之物，不仅仅是身外之物，是个累赘。我觉得美术馆能够收藏，就是国家承认我的作品，这是作为画家最开心的事情。
学者冯其庸
年2月3日-年1月22日
作为当代红学家中的翘楚，冯其庸先生为《红楼梦》倾尽六十年心血，成就斐然。他不仅仅是红学家，也是诗人、书画家、摄影家和戏曲评论家。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够将自己的人生拓展得如此饱满，然而所有这一切在他身上却得到了完美融合。
冯其庸：我经常给学生、给朋友讲两句话，一个是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就是说你想做成一件事情，你不能样样都会、样样都做，你必须放弃一些，譬如娱乐，譬如其它活动，尽量放弃一点，然后你抓住你自己必须抓住的方面。还有一句话，为学能自得师，做学问要自己能找到自己的老师，你自己要找到自己学习的一条道路、一种方法，那么你随时都可以学习。
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
年12月27日-年4月19日
提起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人们自然会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拍摄的越剧电影《红楼梦》。这部作品不仅是越剧艺术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同时也是中国电影长廊中的经典佳作。徐玉兰塑造的贾宝玉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成为了后来人再行塑造这一艺术形象的一个模板。
曹可凡：当时拍电影跟在舞台上演出，最大的不一样是在什么地方？
王文娟：太不一样了。
徐玉兰：难度太高了。要高度浓缩，但是你在镜头里面，特别是特写镜头推到你前面来，你嘴巴稍微动一动，眼睛稍微扩大一下，自己看了怕死人了，不好看。
曹可凡：哪场戏你觉得是拍得最辛苦的？
徐玉兰：蛮好我在拍哭灵，眼泪刚刚挂下来，导演他说停，好，停了。他说哪个灯光坏了，哪个动作坏了，那么我们停了半天，等一下再哭灵，再哭起来眼泪也没有了，几遍一停，停得眼泪也没了。这个难度比较高。那么喜悦的，比如读《西厢》，两个人应该很开心地读《西厢》，他说叫你去寺院，这个还没拍完，他说搭景搭好了，就去寺院，寺院和读《西厢》完全两码事情，所以你会感觉这里要中断，这里马上要起感情，所以这个难度确实是很高了。
表演艺术家王丹凤
年8月23日-年5月2日
约会王丹凤的那一天，孙俪变身为小影迷，手捧鲜花赶来追星。一老一少两位优秀的上海女性相谈甚欢，那幅美好的画面令人记忆犹新。聊到六十年前的代表作《护士日记》，94岁的王丹凤难掩深情，再次唱起了片中那首脍炙人口的插曲《小燕子》。
王丹凤：本来是想请女高音唱的，这个时候我倒是觉得女高音唱，不像护士唱的。所以后来我跟导演说，我说我自己唱，虽然我唱得不好，但是毕竟是护士，不是歌星。所以我说还是我自己唱，我喜欢唱歌的。
曹可凡：再给我们哼两句好吗？
王丹凤：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青春好喜欢（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曹可凡：那时候演这个角色觉得难演不难演？因为这个人物的生活环境对你来说是比较陌生的。
王丹凤：这时候就有深入生活的方面，那时候我演护士，我就到我医院。
曹可凡：（现在的）医院。
王丹凤：我那时候就到他们那里去下生活，和他们的护士，大家一起。所以我感觉到演员深入生活很重要，因为我只有和她们在一起，我能够了解她们的情况、她们的举动，包括她们打针什么的，我都在旁边看。没有生活，演不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