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詹宇波，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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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为什么要重拍？
早在年，重拍《红楼梦》的消息一公布便引发了社会的巨大反响。如果根据拍摄工作将在今年七八月份杀青的说法，经历了前期造势、演员海选和正式拍摄等阶段的新版红楼梦可能在今年年底就将与观众见面了。其间围绕是否要重拍、参加重拍的演员是否要海选、最终确定的演员人选是否合适、演员装扮是否符合观众心目中的期望等等，无不成为全国上下热议的话题。
曾几何时，重拍经典已经成了精英导演们乐此不疲的事情。从最近几年的趋势看来，被重拍的最热门剧作大概有以下两个大系：第一是经典的古典剧，如上述的《红楼梦》、《西游记》和《三国》题材等；第二便是根据风靡数代人的金庸、古龙等的武侠小说改变的武侠剧，像《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鹿鼎记》、《倚天屠龙记》、《绝代双骄》等等都已数度重拍。但就引起的反响而言，能与《红楼梦》比肩的似乎还不多。
其实各路大侠们之所以热衷于重拍经典剧的基本理由似乎并不难理解：这些已经成为了经典的剧作们早已深入人心，根本不需要像对待新创作的剧本那样花上大力气为公众讲解剧情，强调特色，以便在观众脑海中留下印象，“经典”二字本身便是该剧最好的广告代言。正如同当前众多的地方政府一反当年“破四旧”时对“封建传统文化”深恶痛绝、除之后快的态度，纷纷不遗余力地挖掘能为当地带来知名度的任何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复古”之风愈演愈烈。
但是，这样一来重拍经典的风险也就接踵而至了：由谁来演绎这个经典呢？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其中的故事内容、人物形象在相当一部分人脑海中已经定格，在挑选演员时，人们往往是根据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形象来评判被选为扮演该形象的演员是否合适，而不会全身心地去接受一个自己对之毫无体会的全新形象。
以笔者自身为例，我在小学时期曾经经历过时致万人空巷的“射雕风”。初中时期，天真纯善的我不可避免地被“金（庸）古（龙）梁（羽生）风”给荼毒，功课之余横扫三位武侠小说巨匠的几乎所有作品。由于缺乏辨别力，甚至还误读了几本诸如“全庸”、“金唐”等的伪作，现在想来还颇觉惭愧。书且如此，何况电视剧乎？
那时诸如香港的TVB、台湾的“中视”等就已经开始发掘重拍经典的市场，加上电影版，武侠经典的火爆程度实可谓前无古人，于是乎，结合小说和影视的渲染，一些经典的人物形象便逐渐地形成了。此后再看电视剧，就自觉不自觉地拿眼前的角色与心目中的形象作比较，立即可以得出孰高孰低的判断。
我曾经问过周围不少人一个问题：对于扮演《天龙八部》中萧峰的演员，你是喜欢版的黄日华还是喜欢版的胡军？问下来的结果大致是一半一半，与我的年龄相近者大多喜欢黄版萧峰，比我年轻五六岁或更多者则喜欢胡版萧峰的比较多。无论是出于先入为主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对剧中人物扮演者的偏好竟然有着明显的代际递变。
如果我的个人抽样是大致正确的话，那么这种代际递变也应该存在制片商重拍经典的行为当中。换句话说，尽管每次重拍经典都会引起反对声音，甚至广招恶评，但这恰恰是市场需求的客观反映。下面的表格中总结了经常被重新拍摄的几部金庸武侠电视连续剧，从中大致可以看出某些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上表中台湾的电视台和香港的电视台对同一剧的拍摄时间往往十分接近，这是因为两者之间经常存在着市场分割，以便于瓜分市场，即不引进对方拍摄的电视剧，而以自己拍摄的取而代之，如《神雕侠侣》同时有年TVB版和年的中视版，《鹿鼎记》在年甚至同时有港台两个版本。其中有一个例外是《射雕英雄传》，由于台湾引进了年TVB版《射雕》，所以中视迟至年才重拍此剧。至于考虑到大陆，情况又有不同。
大陆早期主要引进的是香港版武侠剧，所以可以近似地将香港版和大陆版看成是同一组。综上可以看到，《射雕英雄传》各版之间拍摄的时间间隔为7年、5年、6年、9年；剔除中视所拍后的《神雕侠侣》各版本间隔为13年，11年；《天龙八部》各版本间隔为9年、6年、7年；剔除中视和华视所拍后的《鹿鼎记》各版本间隔为7年、14年、10年。时间间隔均大于或等于5年。时过如许多年以后，观看电视剧的主流人群已经发生了变化，社会潮流亦随经济和文化的变迁而改变，要向新一代人来诠释经典，重拍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在上述规律下，被本文作为引子切入主题的《红楼梦》重拍也就无以为怪了。实际上，自上海复旦影片公司在年拍摄第一部电影版《红楼梦》以来，以《红楼梦》为主题的影视戏曲剧作品便从未间断过，仅电影就有十五六部之多，其中包括年拍摄，由当时的绝对大牌演员周璇、袁美云和王丹凤等主演的影片。
而就电视剧来说，香港佳视曾在年拍摄了由毛舜筠饰演林黛玉的《红楼梦》电视剧，中央电视台在年拍摄了迄今评价最高的《红楼梦》电视剧版，年台湾华视也拍了一部《红楼梦》电视剧，年浙江长城影视公司则拍摄了越剧版的《红楼梦》连续剧。除去越剧版，离今天最近的华视版《红楼梦》已有13年，央视经典《红楼梦》更是距今22年之遥，。
说实话，我小时候在看四大名著时，最不喜欢的就是《红楼梦》，人物极多，故事又曲折，再加上感情纠葛人事纠纷，往往翻阅几页便不能卒读，远不及余下的三部来得奇绝瑰丽，读之令人荡气回肠，而且放下书就可以抓起棍棒装成孙悟空、赵云或是卢俊义，与一班小伙伴扮角色打斗。出于这个原因，当央视《红楼梦》在全国电视台放映时，十岁出头的我对之一点都不感冒，里面的故事逻辑总要到了念大学时才有些明白。
由此推算，播映央视《红楼梦》时，能识得其间好处者一般而言总也要在二十上下或更年长，屈指算来到得今日，这批观众也都大多年近半百了。即使今天的我能读懂和看懂《红楼梦》，但对于比我小上十来岁，正当弱冠之年或更小的观众而言，不也正需要一部当代的《红楼梦》来给他们诠释经典吗？从形成一整代人的经典印象这一点来看，李少红女士导演的《红楼梦》令人期待。
对重拍《红楼梦》的讨论可以告一段落了，可是从代际递变的角度来诠释经典的做法远非仅仅存在于影视圈。在经济学理论界，对经典理论诠释得出类拔萃者甚至能够拔得这个领域里的头筹——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下面我们来讲述几个有趣的例子，并稍加阐发。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Robert.Barro在他的随笔集《不再神圣的经济学》当中记述了他与几位著名经济学家交往的轶事，其中一则关于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Gary.Becker，Becker在年由于将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到非市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Barro和Becker是关系很好的网球球友，经常在一起切磋球技。根据Barro的说法，Becker属于那种没有运动天分而通过苦练来提升球技的人。
不过Becker总是会说一些诸如“这一分很关键。只要你能赢得这一分，你就有可能赢得这场比赛。”之类的话，给对手施加心理压力，而且这一招还不时奏效。终于有一天，Barro发现机会来临了：有一次，Barro去阿根廷访问，从那里的一位教授处了解到Becker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本Wicksteed所著的《TheCommonSenseofPoliticalEconomy》。Barro回国后找来这本书阅读，发现Wicksteed确实提到了Becker的领域，但是并没有深入下去。Barro觉得这是个在球场上可资利用的机会，对Becker实施一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考虑到要顾及Becker的面子以免伤了老朋友之间的和气，Barro找来了当时八岁的儿子，对他面授机宜，让小家伙在他爸爸和Becker对局休息的时候告诉Becker他读了Wicksteed那本书。
Barro作了处心积虑的策划后，满心期待地迎来了那一天。到了中场休息时间，小家伙跑向Becker，在Becker问他最近读了什么书之后告诉他刚读过Wicksteed的《TheCommonSenseofPoliticalEconomy》。
令Barro倍感失望的是，Becker很爽快地答道：“哦，是的，我照搬了他的著作！”Barro在书中写道：“结果如何我已经不记得了。”我想这肯定是Barro的幽默。因为这是一次他难得有可能打败Becker的机会，如果他获胜了，怎么会记不住呢？所以比赛结果仍然是以失败告终。
我没有机会读过Wicksteed的《TheCommonSenseofPoliticalEconomy》，所以无法验证Barro对Becker的心理战术到底强大到何种程度。但是我想如果有另一位在某个方面不如Barro的经济学者怂恿他的儿子跑到Barro面前告诉他，自己曾经读到过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此时Barro要想不在赛场上落下风，最好调整好心态，像Becker那样回答：“嗯，我有些东西就是从他那儿来的！”
众所周知，Barro在年的JPE发表了一篇题为《AreGovernmentBondsNetWealth?》的文章，在其中坚持并发扬了李嘉图关于政府发行债券与增税之间等价的观点，该文是Barro被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并和他另一篇题为《Rationalexpectationsandtheroleofmonetarypolicy》一起，帮助他成为了理性预期学派奠基人之一。
Barro是历年评选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获奖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之一，有朝一日当他站在领奖台时，不知他的脑海中是否会浮现出当年与Becker球场交锋的场面呢？
就本文讨论的话题而言，Wicksteed和李嘉图的著作，就是Becker和Barro这一对欢喜冤家重拾并加以解读的经典。作为诺奖获得者和准诺奖获得者，Becker和Barro可谓因审时度势，使用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语言成功拓展诠释经典的佼佼者。我们不熟悉Wicksteed，可是对李嘉图的理论却并不陌生。
作为一名大器晚成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在他37岁时发表了第一篇经济学论文，这一年是年。8年后的年，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生活的年代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空前增加引起了国内粮食供给的短缺，从而需要从国外进口粮食。
由于这一做法损害了当时地主的利益，英国于年实施了旨在限制粮食进口的《谷物法》。众所周知，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著名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主张鼓励国际间分工，并发展国际贸易。不难看出李嘉图的著作和观点继承并发扬了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的传统，其实是针对《谷物法》的实施吹响的反对的号角。
反观Barro撰写《AreGovernmentBondsNetWealth?》的时间，正是西方国家陷入因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而导致的石油危机的第二年。在美国，早在尼克松入主白宫的当年（年），美国经济便出现了衰退迹象。在此后的数年中，大量资金从美国抽逃到欧洲等其他市场，其结果是美元大量被抛售。
为了重新树立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的政界与商界将注意力投向了以美元为主要计价单位的国际原油市场。如果石油价格上涨，世界将会重新恢复对美元的需求。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威廉·恩道尔在他的《石油战争》描述了当时美英政界和商界如何为了各自的利益精心策划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情形，最后的结果时石油欧佩克国家宣布将国际石油价格上调70%，并对美国和荷兰实施石油禁运。
这个结果对美国和欧洲大陆经济的打击是灾难性的，从而促成了“滞胀”一词的由来。从年代末以来，为了摆脱衰退，美国政府施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大量发行政府债券。Barro的那篇经典论文便是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写成的。
与李嘉图在实施《谷物法》的背景下写成《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相比较，Barro是在相似而又不尽相同的背景下重新解读了李嘉图的经典著作，以此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经济学理论又一次成功地实现了代际递变。
近年来一个被众人热议的话题是：“在近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居全球之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学家何时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讨论的话题似乎也可与这个话题搭上边，不妨赘言数语。
我想，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经济学者至少要做到“好的继承”、“好的问题”、“好的解读”这三个方面，否则侈谈何时得奖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而已，有何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