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莎很忙日
莎士比亚在中国
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接受史是宏伟的山脉，是枝节纵横的，如果仅仅按照时间顺序可能很难厘清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所有“旅程”。首先的问题在于，莎士比亚在中国并不等同于莎剧在中国。正如九十年代方平为莎士比亚的“诗人”身份正名，莎士比亚的贡献的确不限于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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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多数研究者将第一次把“莎士比亚”传入中国的是英国的传教士。年，英国传教士威廉·缪尔黑德翻译的《大不列颠史》中首次将“莎士比亚”引入中国，此书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书中提到“莎士比亚在伊莉莎白时期是知名的公众人物，他的作品代表美丽和美德，目前为止无人能超越他”。随后，郭嵩焘(－)出访英国的日记和梁启超(－)发表在《新民》杂志上的文章先后介绍“莎士比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梁启超提出三界革命包括“曲界革命”，介绍了莎士比亚和伏尔泰，其目的是引入作为革新者启蒙者的莎士比亚，而不是真正意义上戏剧文化的传入。包括有学者提到的很多留日学生及日本学者如王国维、鲁迅、小泉八云、青木正儿等人也是在此意义上的引介。但是事实上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引入也并不是50年代，还可以通过澳门地区的史料得知来源于更早的时间段。
#莎士比亚#
中国观众更多地是通过林纾翻译的《吟边燕语》改编的文明戏认识了莎士比亚，例如最受欢迎的《肉券》(《威尼斯商人》)。有很多学者将其归于莎剧的翻译，但问题是林纾的译本林纾与魏易共同翻译了兰姆兄妹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并题名为《吟边燕语》。这种翻译是建立在故事集的基础上的改编，远非对剧作的直接翻译，仅仅只能看作有莎剧故事情节做框架。这样的莎剧的翻译，优点是更具有普适性，能到达到更好的推广效果，但是局限性就在于原汁原味的莎剧特点被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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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作为戏剧家的莎士比亚出现在中国则要晚得多，最早可以追溯到田汉于年翻译了《哈孟雷特》，田汉的译介使得莎士比亚真正以戏剧家的身份而不是西方经典文学巨擘、人文主义启蒙者的身份进入民众视野，而后者正是梁启超等人引介莎士比亚的原因。贯穿整个20世纪20年代，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逐渐被翻译介绍，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裘利斯凯撒》《威尼斯商人》等。“此时，中国人把莎士比亚看作一个浪漫主义诗剧作家。”事实上，中国二十世纪的现当代文学就是在世界文学发展过程这个大背景中产生的必然结果。譬如对于莎士比亚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邻国日本的尖锐影响。此前日本学者、小说家坪内逍遥已经译完莎士比亚全集。在一种泱泱文化大国为人所讥的局面下，胡适、鲁迅等人积极倡导莎士比亚剧作的翻译。到了年,梁实秋也开始了莎剧的翻译工作,并经过39年的辛勤劳作,于年终于将《莎士比亚全集》译完，年,曹未风也开始翻译莎剧。他总共翻译过15种莎剧,其中《威尼斯商人》等11种剧本,曾以《莎士比亚全集》的总名先后由贵阳文通书局在年—年出版。年,朱生豪的莎剧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分喜剧、悲剧、杂剧3卷,共有27个剧本,题为《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新中国成立后,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例如方平、卞之琳、吴兴华等都做了进一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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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三种方向则是戏剧的演出。戏剧自当以演出为根本。日本学者濑户宏的《莎士比亚在中国》实际上应当概括为莎士比亚戏剧在戏剧舞台上的呈现。纵观其目录可知，除了第一、二章略论接受简史，濑户宏把莎士比亚在戏剧舞台上的呈现以编年的形式线索清晰明朗地展现出来。这本专著将莎剧在舞台上的完整演出追溯到年5月由上海戏剧协社公演的《威尼斯商人》（顾仲彝翻译、应云卫导演）。中国学者孙艳娜将演出最早追溯到年7月，郑正秋的新民社把《肉券》(《威尼斯商人》)改编为新剧上演，首开中国莎氏话剧演出之先河。并且提到莎士比亚深受各大、中学校学生喜爱，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和天津中西女校毕业班学生分别于年和年用英语上演了莎氏的《威尼斯商人》和《如愿》。但其实在这之前，在就已经有了莎剧的演出。在上海圣约翰书院学校，就已经上演了由学生英文演出的《威尼斯商人》。西方教会学校与中国学校最大的不同点就是重视体育和戏剧表演。在上海圣约翰学校里，这批学子们包括汪仲贤等人成为第一批独特的直接接触到莎士比亚戏剧的中国人。只不过，那个时候的演出的观众和表演者都是学生，并没有在社会上公开演出过。因为公开的戏剧表演牵涉到剧场问题以及语言（中文/英文），所以汪仲贤等人在二十多年后才组织起民众戏剧社演出莎剧。这之后才有洪深率领的戏剧协社的表演。尔后，尤其是建国后，莎士比亚戏剧和中国传统戏曲如昆剧越剧相结合，达到了新的发展。
总结来说，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与接受应当至少分成三个方向讨论，可以就某一具体时段的三方面进行讨论，也可以仅沿一条路径梳理，而不应当一以概之的笼统地将三种不同的方向路径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