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奋强《，我们的红楼梦》，看这本书，很多唏嘘。
三十年，换了人间。
我们不得不承认，大概，再也拍不出这样的电视剧了。
黛玉组的竞争里，王扶林导演问陈晓旭考不考虑别的角色，陈晓旭说，假如你这样做，以后观众会说，你让林黛玉演了别人。
黛玉进行配音环节，陈晓旭看张海玲的配音后，还自信满满说，我自己的声音也可以配黛玉，于是导演让她试，不成才作罢。
心中有没有“红楼梦”，这个信念感，很重要。
现在几乎没人敢说“我就是林黛玉”了吧。
演夏金桂的杨晓玲，本来是演薛宝琴的，结果给改了角色。
杨晓玲怒气冲冲的冲到王导房间里，一个不知名的小女孩对着那么大成就的大导演嚷：王扶林，你说话不算话，让我演薛宝琴的，为什么现在让我改演夏金桂这个坏女人？
王导笑眯眯的，说，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像不像夏金桂？是不是考虑演她？
杨晓玲于是接受了导演说的“像”。
现在很难有这样的小演员，和这样的大导演了。
大家都知道分寸在哪里。
那个年代的人相对“好哄”。
来试演林黛玉的安雯，结果让她演晴雯，赌气嚷嚷，吵着要回家，大家一劝，也就把女一让出来了。
还有演迎春的金莉莉，本来是做香菱的功课的，编剧哄她，能进“十二正钗”的都是小姐啊，最好看的，可以出挂历，于是去演了。
她们好哄，不是因为她们自身的质素，而是因为那个时代本身，还有残存的文化气息。
人们还以参与《红楼梦》这样的制作为荣，不管是演个什么角色。
而现在，不会了。
李少红接受《新红楼梦》采访，怼记者的场景，真是吓人。
你看不懂？
你不认识字？
这么多观众都看得懂，就你们记者看不懂？
你们这些媒体，天天就跟创作过不去是吧？
……
这不是李少红一个人的谈吐，冯小刚姜文这些掌握话语权的，他们也都这样说话。
冯小刚就不说了，天天挖苦观众，姜文被问及，新一代导演能不能取代你们？姜文说，取代？那也得你有本事啊，不然你跟我说取代？
回头看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费穆等大导演的手记，谈吐之谦卑，对批评之虚心，令人叹为观止。
费穆回应当时关于《小城之春》的批评，我看了都无语，那批评者一直在说，这个电影不积极，不鼓励人们向上，费穆你要反思。如果换了是别人，肯定忍不住，看不懂别看好吗？老子懒得跟你瞎比比。
这“忍不住”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了，而费穆很有耐心很有礼貌的继续跟这个人探讨政治和艺术不是一回事，那是属于从前的精神了。
这“忍不住”既是“自大”，也是“势利”，解释给你听，纯属浪费我的时间，对我没有任何好处，你能给我什么？
假如让个比李少红牛逼很多的国外某某名导批评下李少红《新红楼》，我觉得她可能接受度高一点。
“你行你上啊”，也是这种“势利”的明显表现。
李敖以前谈过时代的改变，他小的时候的布匹店什么的，哪怕布行老板知道你可能囊中羞涩，买不起，但是不会摆明了给你脸色赶你走，反而会叫伙计倒杯茶你，越是大老板越是如此。
现在不行了，你没有用处，带不来真实的利益，我干嘛给你这一杯茶？虽然古话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万一你日后也没出息呢？不是糟践了我这杯茶？
87版《红楼》参与者大都提过一句话，不是为了钱来的，是为了圆《红楼梦》来的。他们演戏就像在单位上班，服从分配，主角配角地位区别不明显，而且一呆就是三年。
与其说87版本《红楼》的成功来源于庞大的文学服饰风俗顾问组，全国海选挑演员，集体三年时间上《红楼》文化课，中央支持等等，不如说，它的成功来自于那个还不那么“势利”的时代，不那么要“立刻拿到好处”的时代。
50年代拍越剧电影《柳毅传书》，柳毅下第归，没考上，遇到龙女遭不幸，帮她去传书。
而到了现在新版的柳毅，就改成了柳毅准备去赶考，结果为了救龙女，不去考试了。
这种表面上是拔高人物，其实是功利分别心。
因为，在现在的编剧意识里，落第归去传书（我说你都考不上了，顺便去一趟呗，不值得歌颂）和放弃上京赶考去传书（看，我都为你放弃实在好处了，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啊）这两件事本身就有高低之分。
而在老编剧眼里，柳毅一介书生，弱不禁风，风尘仆仆，千里迢迢，替人传书，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君子之风，山高水长”了，跟柳毅是不是穷书生，落第归，还是一定会考上这些都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