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钱江晚报」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张瑾华
艾伟近影。
艾伟是个“慢人”。一个饭局上听来的故事，要经过十几年的发酵，才变成了他笔下的小说《过往》，共6.5万字，似乎还不到一个小长篇的体量。中间还曾经历了写了5万多字后废掉又推倒重来的折腾。艾伟是一个蛮讲究的人，作家对自己的小说要求近乎严苛，艾伟说第一次动笔是按时间线写的，写不下去了，废掉了五万字。再次提笔是一年前，“这次等于是回望”。饭局上听来的故事，讲述者是一位越剧女演员，她讲的故事很丰富，艾伟对她最后在饭局上说了母亲的故事后痛哭印象深刻。现在的《过往》已经不是讲述者家庭的故事了，只是借了母亲这个壳。
这废掉的五万字为什么不应该“活着”？我是在高铁上读的艾伟的《妇女简史》，又是在飞机上读完《过往》，两本书都不是很厚，正适合旅途中阅读。有一种感觉，艾伟的中篇小说仿佛是一只抽掉了多余气体的压缩袋，经过挤压过后的压缩袋将空间夯实得严密又结实，读艾伟的小说总有一种紧张感，全程无“尿点”地看下去，肌肉和情绪都有些紧张，一个字不能放过，阅读姿势也不能太过闲散，因为闲散不符合艾伟中短篇小说的调性，他是一个有点吝啬的作家，不给你闲散的，可以看“野眼”的机会，一个字是一个字，信息量接着信息量，少有闲散的抒情，说风景，聊空天，剧情像一只陀螺一样在转动着，不知什么时候会转到它的“最后时刻”。
所以，小说的第一句就是，“蓝山咖啡馆晚上十点半后生意好了起来”，有什么事马上要发生？而小说最开始的神秘一幕，要到终局前才破解，那个“服饰艳丽的女人”是谁，她干了什么，她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们注意到，已经在杭州生活了数年的作家艾伟，将这一篇书写于年的中篇小说的场景主要发生地，依然设置在之前他的小说中常用的城市“永城”。小说开篇就写到了“永江”边的大排档，广济巷曲折幽深，“巷子里的中式旧建筑在这个城市里可算是硕果仅存”。蓝山咖啡馆就在这显得古雅的老巷子里。
艾伟祖籍绍兴，来杭州前一直在宁波生活和工作。他小说中的虚构地点“永城”，读者常常自动翻译为“甬城”，甬即宁波。“永江”即为“甬江”。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作家一直在写宁波，而且写得风生水起，写得在全国的版文学地图中可圈可点，就像史铁生写北京，冯骥才写天津，叶兆言写南京，金宇澄写上海，那么，艾伟写宁波，在《南方》、《妇女简史》到这部《过往》，从宁波出发，艾伟笔下的人物们走向更远的地方，比如省城、京城或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试图拼贴出一幅艾伟画就的“永城人精神图谱”。永城，带一点江南的“柔”，和海边港口码头城市的“硬”的“永城”、甬城。宁波城。
是否有意识地去书写一个文学之上的宁波城，对艾伟来说，这是一个问题。
跟江南的其他都市，比如上海、南京、杭州相比，宁波在中国文化地理版图上的位置有一些稍稍偏移的感觉，它不在那么中心，因此没有构建宏大叙事的天然优势。而生于年代的中国作家，似乎都有那么一点构建宏大叙事，讲述中国故事的偏好，我们在艾伟广受欢迎的长篇《风和日丽》上，看到了这种“野心”或者说“抱负”。宁波在中国地理版图上，它是浙江的城市，宁波人在心理上又跟上海人亲，也跟海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跨海大桥直通上海，宁波跟上海往来就更近了，都是近代史上都是开埠的码头，但宁波又有自己在文化地理上的独立性，它没有几朝古都之类的辉煌历史，它又是一座普通城市。
如果艾伟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群宁波人的形象，那么，他们是怎样的一群宁波人呢？
艾伟曾经说过以下这番话——
“我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宁波，在宁波生活了二十多年，可以说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宁波。如今，在很多场合，见到文坛的朋友，或是一些我别的界别的朋友，他们都习惯于把我当成宁波人，我通常微笑默认，不作任何解释，因为在我心里，宁波就是我的故乡之一。
“我至今已写了六部长篇，以及若干部中短篇小说集，我一直在小说里虚构着一座南方城市，这座城市叫永城，永远的‘永’，我的故事大都发生在永城，但读者完全可以把这座城想象成宁波，‘永’就代表着宁波的简称‘甬’。我写到了三江口、护城河、法院巷、和义大道和鼓楼等地方，也写到了宁波的风土人情、气候以及物产。我要感谢我曾生活过的这座美丽的城市，她提供给了我源源不断的想象。”
艾伟的这些年，一直在用小说的方式想象宁波，“如今虽然我离开了宁波，但我的小说世界留在了宁波，并且还在继续虚构宁波。”
《妇女简史》中的两个中篇，都有很多宁波元素，艾伟写的是关于宁波的故事。《过往》也是一个宁波的故事。
另一方面，艾伟并不太认同文学上的“画地为牢”。一方面，他说自己是上虞人，上虞属于绍兴，绍兴人要说有什么特质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徐锡麟、秋瑾、鲁迅这些文人的铁骨硬气，绍兴人有古越国做烈士的情结，这是艾伟故乡的精神底色。而宁波则非常的人间烟火，是一种小乐胃的人生。宁波不大，不可能有上海那样的大海派气质，艾伟在宁波这座城市沉潜多年，在落脚杭州之前，宁波几乎是生活和工作的主场，他的小说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系列的“永城人”，当我们试图从他的一系列作品中搜寻出宁波人的蛛丝马迹，以及他们带有普遍性的宁波人共性时，艾伟却对“小说表达的地域性”另有看法。他说自己不太喜欢那种普遍性的东西，因为个体与个体的差异，即便是同一个城市的人也是巨大的，一归类，就变成一种文化，或成为一种狭义文化决定论，这种归纳只为某些言说的场域中提供一点漂亮话，与真正小说要呈现的那个复杂的世界的区别是很大的。
在《敦煌》中，艾伟更多关心人性，关于一个女人所遭遇到的可能性。并且希望每一位读者，在小说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事实上，我们一不小心就能在生活中遇到一个“小项”。在《敦煌》中，小项是四川人，在永城，艾伟觉得她也很像永城人。再进一步探讨普遍性的话，《敦煌》中的小项作为这个时代的都市女性，她身上体现了一种典型性，小项是哪里人其实并不重要，就像包法利夫人是哪里人其实不太重要。一个陷入情欲困境的新时代女性，她可以是北京人、广州人、上海人、宁波人、杭州人，这些城市的大街上都走着迷失的，需要爱情的小项。
我们再看小项，小项的身上又有一种宁波“汤圆”的特质。汤圆这个宁波特产是非常符合宁波人的文化性格：热情、实在、包容、圆通、开放并且有“仁”心。我们从小项一路的坎坷、受难和成长中，看到了小项身上的“汤圆性”，看到了一个温和的柔软的包容的汤圆一样的宁波人小项。我们在《过往》的女性人物戚老师和她的弟子庄凌凌，女演员王静身上，也看到了这种“汤圆”的性情。
《过往》插图。
《过往》中的母亲戚老师是一个非典型母亲，她的人生轨迹从“永城”正式登场，走向同大多数中国母亲不一样的道路，然后去省城、去京城，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回归永城，试图与自己的儿女重新建立血缘之上的亲密关系，她身上展现出来的，有女性、母性、妻性诸多方面，在戚老师身上，最反传统的是，她身上的女性一面大于妻性，也大于母性。当我们对温柔贤慧忍辱负重为母则刚之类的“母性”特质过于熟焾，甚至成为一种略带束缚感的思维定性时，《过往》中这一个无法无天的戚老师，可谓石破天惊。
本质上，这是一个亲情淡漠，将个人的发展放在最重要位置上的事业型女性。她成就了自己，自私又任性，也给丈夫和儿女带去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家庭的悲剧毫无疑问因她而起。在现实中国，多少有才华的妻子为了丈夫的事业自我牺牲了，而在戚老师这里，为她奉献的，助她成名的是同样有才华的丈夫，因《奔月》演出成功之后，她走向聚光灯，走向舞台中心，走向盛名之下的名利场，而她的丈夫，走向隐，走向人间消失。
从《敦煌》到《过往》，艾伟一直在